在部分贫困地区，娶媳妇的彩礼钱高得吓人，已成为群众心病。半月谈记者在甘肃庆阳、平凉等地调查发现，近年来当地在治理高价彩礼上频频发力，取得了一定成效，但矛盾并未根除，群众对挤压彩礼攀升空间的呼声依然很高。
半月谈记者走访的多个村庄都制定了彩礼指导标准，大多控制在10万元以内，对婚宴桌数、迎亲车辆、烟酒等也都设定了具体限制，并要求党员干部带头遵守。对不遵守“硬杠杠”的村民，村委会将减免其有关福利，并取消其家庭或个人参评“和谐五星”“好婆婆”“好媳妇”等荣誉资格。
“对要了高彩礼的，村里会去找女方家里谈。过去村里的彩礼要十几万元，现在控制在8万元左右。”平凉市泾川县王村镇光明村文书吕怀继说。
平凉市崆峒区崆峒镇太统村村委会还出资，在村内修建了约220平方米的便民事务用房。便民事务用房由后厨区和用餐区组成，还可临时搭建舞台，专供村民操办自家红白事。
“场地租金3天仅需600元，村里规定不上高档烟酒，菜品主家自己买自己做，都是成本价。”太统村红白理事会会长杨世忠说，村里提供场地后，村民几乎不在外面大操大办红白事，减轻了村民婚嫁负担。
平凉市崆峒区索罗乡庙后村党支部书记李建军说，高价彩礼节节攀升的状况得到了遏制，前几年普遍是二十几万元，近几年下降到平均十二三万元。“不过与村民收入相比较，十万元以上的彩礼，仍然是家庭返贫的因素之一，群众对挤压彩礼攀升空间的呼声依然很高。”平凉市文明办综合协调科科长白兴平说。
半月谈记者走访发现，一些村民因高价彩礼致贫、返贫的现象仍然存在。庆阳市合水县西华池镇严沟圈村村民郭阳学的儿子8年前结婚，当时给前妻3万元彩礼。郭阳学说，离婚后耽搁了这些年，眼看彩礼已经涨到20万元，全家2018年刚刚脱贫，如果儿子再婚，整个家庭就会返贫。
根治婚嫁歪风难在何处？
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樊欣说，彩礼相关纠纷占到全市整个婚姻家庭二审案件的30%至40%，此类案件近几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彩礼价格增长速度快，20万元还不包括首饰、离娘钱等名目繁多的花费。由于彩礼的私密性，不少地区还存在“公开一个价、私下一个价”的现象。
目前，虽然各地成立了红白理事会，制定村规民约，遏制婚俗陋习，但一些组织未能发挥应有作用。
“村民一般不愿意来红白理事会，怕村组织把亲事给搅黄了。”庆阳市西峰区彭原镇义门村党支部书记翟浩军说，彩礼本来是两家人商量的结果，第三方介入难免引起误会。同时，双方家庭谈彩礼，具有一定的隐蔽性，一些家庭不愿积极配合，不利于红白理事会开展工作。
义门村妇女主任帅晓明参与妇女工作已经30年，在村里有较高威望，村民间有事儿也爱让她评评理。但帅晓明说，这么多年来村里宣传移风易俗效果不明显，自己苦口婆心仍收效甚微。
相较于中东部地区，甘肃农村经济条件仍较落后，从而形成“外来女性留不下、当地女性盼外出”的现状，男女比例失调助推了高价彩礼需求。“一女选二男，谁家彩礼高选谁家，穷人家庭娶媳妇最难。”白兴平说，越穷的地方，越没人愿意嫁过去，除非愿出高价彩礼。
探索更柔性的激励约束机制
基层认为，治理婚嫁歪风想要立竿见影难度较大，单纯通过宣传引导难以彻底根除顽疾，必须探索更柔性的激励与约束机制，用群众乐于接受的办法来化解矛盾。
一是多措并举发展农村经济。太统村村主任兰志军认为，高价彩礼表面是婚俗问题，实质是发展问题。甘肃省委党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张建君认为，经济落后是女性不愿嫁入一些地区的根本原因，应因地制宜促进产业发展，吸纳青年农民就近就业，增加农民收入，减少彩礼需求。
二是柔性管理与刚性约束相统一。甘肃永登等地组织德高望重的乡贤担任调解人角色，同时组织乡贤参与评选全村“五星级文明户”等荣誉资格，当选的农户不需要实体资产抵押、担保，就可以从信用社贷款。白兴平认为，不仅要让群众尝到“文明的甜头”，还应该吃到“陋习的苦头”，如红白理事会发挥监督作用，一旦发现存在违反村规民约的家庭，可对其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。
三是创新百姓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。半月谈记者在甘肃陇南走访看到，当地农村将抵制高价彩礼的观念融入地方传统剧种花灯戏里，教化村民移风易俗。基层干部建议，教育形式既要有创新思路，又要有本土特色，才能助推新风尚在基层生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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